1998年，伦敦考陶德研究院（the Courtauld）负责人接到一通匿名电话， 告知其收藏中有11幅素描是赝品。电话中的人暗示，他是臭名昭著的伪造者埃里克·赫伯恩 (Eric Hebborn) 的同伙，赫伯恩在1991年的回忆录《陷入困境》（Drawn to Trouble）中声称，研究院购买了一幅罗兰森（Thomas Rowlandson）的伪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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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史学家大多有一点侦探的特质，当瑞秋·哈波伊努（Rachel Hapoienu）来到考陶德研究院为收藏的绘画编目时，特别关注了这一组作品。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展览——“艺术与诡计：收藏中的赝品”，展览由瑞秋·哈波伊努与考陶德美术馆绘画策展人卡伦·塞雷斯共同策划，探索了馆藏约30件争议作品的历史，包括匿名电话中提到的11幅作品。

赫伯恩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制作并出售了数百幅伪造的画作，他声称只有一小部分被发现。在1991年的回忆录中，赫伯恩两次夸耀自己把这幅以英国漫画家托马斯·罗兰森风格绘制的画作卖给了考陶德研究院。如果你觉得一件艺术品动人或发人深省，艺术家的名字是否重要？如果一件赝品足够出色，以至于愚弄所有专家，是否意味着它的美无需质疑？

1920年代，当塞缪尔·考陶德(Samuel Courtauld)创立收藏系列时，现代技术尚未出现。辨别真赝完全依赖于鉴赏力——这种鉴赏力遭遇到专业伪造者的考验，其中最专业的要数锡耶纳画家，他们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修复师的训练转化为更有利可图的造假。

翁贝托·朱蒂，以波提切利的绘画手法伪造的《面纱圣母》，创作于1920年代1930年，一位意大利艺术经销商重新发现了波提切利的《面纱圣母》（Madonna of the Veil），他将其奉为杰作，并以2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考陶德学院联合创始人亚瑟·李（Arthur Lee，1868-1947)。虽然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思·克拉克(Kenneth Clark，1903-1983)认为，画中圣母的嘴噘得不自然，与某位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相似，且画面上的虫洞看起来像是人工钻的。

1924年，女演员莉莲·吉什的电影剧照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通过现代科技分析才证实了19世纪颜料的存在。此后，这幅画被重新归于锡耶纳美术学院教师翁贝托·朱蒂(Umberto Giunti，1886-1970)，他曾在镀金师和修复师伊西利奥·费德里科·乔尼(Icilio Federico Joni，1866-1946)的指导下接受绘画培训，后者是展览中的另一件赝品的作者。1900年左右，人们重新燃起文艺复兴早期金底绘画的兴趣，促进了锡耶纳金底生产工业的繁荣。乔尼的《圣母子与圣徒三联画》（Triptych with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s）虽然制作完美；但他不曾料到，X射线技术会显示支撑画面镀金框架周围灰泥钉子是机器制造的。

乔尼，仿15世纪晚期锡耶纳画家的手法《圣母与圣婴三联画》，创作于1895-1905年左右乔尼在1932年出版的《一位古画画家回忆录》中揭露了内情，他说，如果没有经销商的封口费，这本书本可以提前十年出版。“艺术家并不总是坏人。”塞雷斯说。展览展示了经销商的欺骗行为：伪造过去收藏家的徽印、按照更著名的古典大师风格修改作品，或者添加更受欢迎的艺术家的签名。比如，19世纪末，当威廉·布莱克（William Blake）比乔治·罗姆尼（George Romney）更受欢迎时，罗姆尼的一幅作品被签上了“WB”。

乔治·罗姆尼1788年左右为戏剧《亨利六世》所绘插图，但经销商沃尔特·T.斯宾塞(Walter T. Spencer, 1863-1936)在画上加上“WB”（威廉·布莱克）的签名来增加它们的价值。展览展出的作品大多充满争议。比如1998年匿名电话中提到的11幅素描，“其中的6幅，已经追溯到了赫伯恩之前的收藏历史，确定它们绝对不是他的作品。但还有5幅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。”瑞秋·哈波伊努说。此外，有些作品在入藏时便已知是赝品，以教育目的捐赠给考陶德美术馆，而一些作品则是入藏后被揭示为伪作。

《海景》，可能是莱昂内尔·康斯特布尔(1828-1887)伪造其父亲约翰·康斯特布尔式的作品，1840年后其中一件作品是一幅最初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约翰·康斯特布尔（John Constable）的海景画。由于这幅画作来自艺术家的家庭，其真实性“一直没有受到质疑，直到考陶尔德美术馆的专家发现了水印，上面写着‘184-’，表明它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，而艺术家于1837年去世。据说19世纪雄心满满的交易商曾经向康斯特布尔的儿子施压，要求他们认证一些作品出自其父亲之手。

仿柯罗，《男子头像》。据说这幅画的签名和日期是“罗马1834”，但最近证实，这幅画的笔迹与柯罗不符。此外，这位柯罗并没有在1834年去罗马旅行。多产的画家很容易成为伪造者的猎物。一幅署名为“柯罗”的《男子头像》是1926年在这位艺术家的乡村工作室中发现的2400幅作品中的一幅，此时距柯罗去世已有50年——这2400幅作品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，并非柯罗的作品。罗丹的写生作品也经常被伪造，虽然伪造罗丹的作品并不容易。展览中《坐着的裸体女子》的大腿似乎从侧面突出，这个姿态对于罗丹来说太过青涩；这幅画是塞缪尔·考陶德收藏中罕见的错误之一。

仿罗丹，《坐着的女性裸体》。罗丹的素描线条看似容易模仿。学者们已经在数十幅罗丹的赝画上发现了至少四个不同的伪造人。然而，这些赝品往往缺乏罗丹精致的简洁和解剖感。在这幅画中，女性裸体的轮廓笨拙而呆板。罗丹名字中的“d”的书写方式与他的真实签名不符。人类总是倾向于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，收藏家也是如此。回看汉斯·范·梅格伦(Hans van Meegeren)在“二战”期间向纳粹出售维米尔赝品并大赚了一笔，很难想象当时的专家会被如此欺骗。但范·梅格伦不仅在技术上具有创造性，还研发了一种使用烤箱硬化油画表面的方法。在选择主题时，范·梅格伦也很狡猾。他复制了17世纪荷兰画家德克·范·巴布伦(Dirck van Baburen，1595-1624)的《老鸨》(The Procuress)，当一位荷兰同行将这幅画作作为礼物送给考陶德研究院教授杰弗里·韦伯时，韦伯知道这是一幅伪造品，他将其捐赠给考陶德研究院，供学生们研究。这件复制品是在原作丢失后制作的，原作在现存于波士顿的维尔米画作的背景中曾出现过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一份复制品的帮助下，范·梅格伦“重现了”这件作品。

汉斯·范·梅格伦，《仿德克·范·巴布伦〈老鸨〉》，1930年代末范·梅格伦的作伪主要还是绘画技法上的模仿，其他作伪的手段还包括对作品重新加工、虚构来历、伪造签名等；当然还有更复杂的调整。例如，一幅不起眼的画被改为类似鲁本斯的作品。鲁本斯原本也会修改工作室学徒的作品，更微妙的手法是加上字母和蓝色裱贴的组合，表明这幅素描曾经属于著名的18世纪鉴赏家皮埃尔-让·马里埃特（Pierre-Jean Mariette）——这实现了显著的价值提升。甚至，权威本身可以伪造。当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金钱价值与其美学价值脱节时，欺诈的诱惑变得难以抗拒。

仿鲁本斯(1577-1640)，《拉撒路复活》，约1650-1700年。三个多世纪以来，这幅画一直被认为是鲁本斯的作品。1985年，一名文物保护人员移走了画框背板，露出了意大利艺术家吉罗拉莫·穆齐亚诺(1532-1592)的名字。这使得专家们认为鲁本斯只是对穆齐亚诺的原画进行了修饰。然而，最近的技术检查发现，这张纸很可能是1650年至1700年间在荷兰制作的，这表明穆齐亚诺不可能是这幅画的作者，并对鲁本斯是否修改过产生了怀疑。塞雷斯估计，以今天的价格，波提切利的赝品可能会卖到1万英镑，而2021年波提切利的肖像的售价为6700万英镑。虽然价格不可同日而语，但赝品仍然是一幅美丽的画作。这场展览也提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，其中一个是范·梅格伦提出的——一幅昨天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画作，在画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今天为何变得一文不值？还有一些有趣的哲学问题值得沉思——如果赝品足以让人信服，那么当它被曝光时，真正消失的是什么？是什么附着在老大师作品的价值之中？归根结底，什么是价值？从根本上来说，所有赝品与其说是伪造者的创造，不如说是市场的创造。那么，留名美术史的艺术家的声誉也是如此吗？

仿米开朗基罗《圣母与圣子》。当这幅画在1970年首次出现在一个艺术品经销商那里时，它被米开朗基罗的主要专家认为是真迹。然而，1998年，一个匿名电话声称这是臭名昭著的英国伪造者埃里克·赫伯恩收藏的11件作品之一。从那时起，对其真实性的看法就一直存在分歧。虽然展览作品可能不是古代杰作，但赝品“在教育学生和研究人员方面具有价值。例如，在看一幅米开朗基罗的赝品时，仔细看线条，并将其与米开朗基罗的线条进行比较，迫使我们更好了解艺术家的素描技巧。”哈波伊努说，“任何专业机构的收藏都不是绝对无误的，承认赝品并非坏事，而且许多伪造者也技艺高超。”但也应该指出的是，“艺术与诡计”更像是艺术赝品领域的入门指南，在技术层面，讲述颜料的年代测定、纸和织物之间的区别。展览这场展示的乐趣和缺点都在于故事性。每一件赝品都有一个环环相扣的叙事：伪造者的动机、购买者的轻信，到最终揭示欺骗的研究（侦探）工作。

注：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，本文编译自《旁观者报（The spectator）》、《阿波罗杂志》、《史密森尼杂志（Smithsonian Magazine）》和美术馆官方网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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